許多地區在 治理 領域，沒有跟隨「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選舉來建立自身管制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以“績效合法性” （Performance Legitimacy）達致治理目標。
這種治理取向與西方傳統習俗截然不同。此治理和績效導向地區施政重點在於向公眾在危急時提供必需品和滿足居民在社會經濟層面需求以達致治理績效。我國許多傑出學者對管制合法性與治理績效之唇齒關係已有深層次關注。在這個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學者有趙鼎新，杨宏星與朱宇超等教授。在此，筆者希望用 績效合法性 作為切入點，說說在2019冠状病毒病緊急情況下，備受批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所採取一系列衞生政策是否對其合法性產生任何不利影響。
近來，眾多評論員和立法會議員們對政府防疫政策有些質疑，可概括在以下五個方面： 即:
邊境管制；
密切接觸者追踪；
保持社交距離；
防疫統一協調；和
2019冠狀病毒檢測。
首先，第一關注點是政府邊境管制政策。 在2020年2月，2000多名來自醫管局員工陣線成員發動罷工，嘗試強迫政府關閉香港與內地所有邊境管制關口。
而政府也被這次抗議弄的焦頭爛額。隨着內地採取特別有效的防疫措施，越來越多香港人意識到沒有必要關閉與內地的邊境管制關口。公眾防疫焦點則聚焦於香港國際機場（機場）乘客著陸後健康檢疫安排。現實告訴我們，政府現時仍面臨因未能實施有效健康檢查和檢疫政策壓制受感染曲線而承受巨大壓力。與此同時，評論員們也發現機場針對來自高風險外國遊客健康檢查機制存有漏洞。
2020年8月，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有30萬入境人士受豁免邊境健康檢查並被允許自由進入本港。他指出這個寬鬆入境政策是疫情病例激增源頭。在機埸引入病毒測試初期，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機制受到諸多批評。隨後機場採取進一步措施加強標本收集機制，例如，在指定地方到達本港旅客需要提供無病毒醫療文件才可以在香港著陸和停留。但一些評論家認為這些防疫機制是遲來的零星補救措施。
關於旅客降落後早期檢疫安排，政府未能採取嚴格措施監控到達旅客在自選酒店住宿期間檢疫情況。這一方面審查工作有長時間鬆懈情況出現。現時有新一輪相關防疫措施，抵港旅客不得離開指定酒店房間或在酒店四周圍走動，必須要在指定隔離酒店中實行強制性隔離14天。但是，新檢疫安排是否能夠改善防疫整體情況，還有待觀察。
其次，第二關注點是密切接觸者追踪機制。這項追踪政策實施成效強差人意，並已引起公眾質疑其有效性，影響公眾對政府的施政信心。
作為一種有效預防手段，密切接觸者追踪有助於確定與感染者接觸過的高危人群，並防範於未燃降低測試和隔離成本。 如實施得當，密切接觸者追踪可有效減少未知來源之感染數字，並找到隱藏在高危人群中無症狀帶菌者。 但防疫情況卻是事與願違，「安心出行」電話應用程式沒有得到廣泛運用，未能達致跟踪高危人士外出與監察可能傳播高危地點這類訊息作用。 政府是否應採取進一步措施鼓勵更多港人使用「安心出行」電話應用程式？
更令人頭痛的是一些病毒攜帶者不願透露其行蹤記錄，進一步增加密切接觸者追踪機制的複雜性。
第三關注點是保持社交距離。有些人批評政府未能未雨綢繆，未及時製定適當市民社交距離來應對信息萬變的疫情。 在事後看來，政府經常過早放鬆保持社交距離政策及未能在促進經濟增長和防止感染擴散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要達至平衡，需要謹慎有效及時行事。
隨着香港第四波疫情加劇，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重新實行更嚴格限制社交距離政策，以遏制感染趨勢上升。 但是，許多需要人流帶動營業額的行業商人都感覺到，這些斷斷續續的社交距離政策如掛在他們頭上的一把刀，對生意影響非常大。 與此同時，如何在人群聚集的室外執行社交距離政策，也是個大挑戰。
第四關注點是防疫統一協調。有些評論員對香港缺乏抗疫統一協調表示嚴重關切。
第一波疫情恐慌情緒始於2020年初。香港口罩嚴重短缺，政府對口罩短缺漫不經心態度激怒許多市民。從廣泛角度來看，政府似乎認為，市場能在關鍵疫情緊急時刻自行分配民生醫療必需品。而且沒有實施價格控制，口罩和其他基本醫療用品價格被抬高到不合理水平。要知道沒有疫情用品統一協調，就無法公平地將這些醫療物資分配給有需要的人。
此外，需要進行統一協調以監測所有合法和非法寄宿屋家庭傭工衞生狀況。我們需要專門針對那些在寄宿屋和其他不衛生場所中的高危人群。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次疫情涉及數十起以私人舞蹈俱樂部為中心案件，因這些俱樂部不需要許可證即可經營。衞生署在監督私人俱樂部活動方面存在很大困難。需要進行統一協調，以確保其活動符合社交距離政策。最後，部門間合作在加速將與病毒攜帶者有密切聯繫的人轉移到檢疫中心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
第五關注點是2019冠狀病毒檢測。異見人士還對政府未能進行大規模香港強制性測試懷有極大怨恨。
儘管政府花費大量筆墨和無線電波時間來談論啟動強制性大規模測試的困難，但一些立法會議員（如: 葉劉淑儀和麥美娟女士）堅持認為必須進行這種測試。從陳茂波先生的經濟角度看，強制性大規模檢測將有助於實現零本地感染目標。他說，疫情持續爆發對香港經濟和市民生計都是不利的。應該特別強調的是，中央政府也渴望看到香港實現零感染。目前，政府似乎將零感染作為口號。要知道在強制性大規模測試這一點上蹉跎歲月將忽略為市民健康某福祉。僅對某些群體（例如大埔家庭傭工寄宿屋）通過強制測試法律還不夠。任何局部性強制檢測是中間措施，不應被視為大規模強制性檢測的可行替代方法。檢測工作做少一點就是無濟於事。
內地成功檢測工作經驗毫無疑問表明，強制性大規模檢測是尋找隱藏在社區中的無症狀攜帶者的關鍵。 還應考慮強制性大規模測試帶來的淨經濟利益。 正如約書亞·甘斯（Joshua Gans）正確指出，根本上，流行病是關於誰被感染和誰曾經被感染問題的認知 注2 。
大規模強制性檢測目的是為政府提供此類關鍵信息，以便政府對隔離等工作進行正確決定，更有效地針性解決無症狀攜帶者，而不是沒有整體經濟利益考慮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防禦政策。
文：何君堯
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創辦人
文：丁煌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經民聯太古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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