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既是事實。近期圍繞上訴庭於《特區 對 黃之鋒及另一人》（黃之鋒案） CACC 101/2021 （註1） 一案判決書的爭論聚焦於法官在刑事判刑程序中，因行使「酌情權」而可能導致的「量刑標準差異」（Disparity in Sentencing）。有些公眾人士表示，他（她）感覺到有些法官在行使量刑「酌情權」時，流於武斷、量刑幅度受到法官本人的偏見與傾向所左右而產生不當影響。誠然，這種脫離現實的感覺極大地削弱公眾對特區司法制度信任度。
當上訴庭對某些罪行正式頒布「量刑指引」後，在同類罪行判刑程序中，法官必須遵照相關的「分階段程序」（Staged Process Method）「量刑指引」來行使量刑「酌情權」，從而達到量刑標準一致性的法治目標。在全球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中，大多數《量刑委員會》都採用這種「分階段程序」量刑的指引來約束與標準化法官們的量刑「酌情權」。
「分階段程序」式量刑的指引為眾多「量刑委員會」提供了制定標準化「量刑指引」的框架。基本來說，它的特點在於判刑法官必須根據結構化與演進推理化思維方式（Structural & Sequential Reasoning）推定判刑幅度。一般而言，法官必須先確定罪行案情的客觀嚴重性來定立一個刑期（或判刑選項），進一步考慮罪犯自身的其他求情因素，最後頒布判刑裁決。與「分階段程序」量刑的指引相比，「直覺合成方式」（Instinctive Synthesis Method）（註2）允許判刑法官綜合案件所有相關判刑因素後，達至最終刑期。
在黃之鋒案中，辯護方提出的上訴理由之一是（§17, 理由2A）：原判法官在處理黃之鋒、梁凱晴的判刑幅度與胡雅文法官在同類案件（註3）的從寬判刑幅度出現「量刑標準差異」。黃梁二某與其他22人參加2020維園六四未經批准集結，梁某當年被拘捕時，身份還是在任區議員。上訴庭明確表示，無論這幾位被告人的刑責與/或個人求情因素有明顯差異，梁某被判四個月監禁而其他同案第8、12及14被告人則獲得判處緩刑處理的判刑差異在原則上沒有錯誤可言。大家注意，在此案件中，原審法官對梁某、第8、12及14被告人採用同樣的量刑起點，既：六個月監禁。
根據《特區 對 許詩萍 》（許詩萍案）（註4）CACC 426/2002，最重要的考量是一個對該案件背景與事實有全面性瞭解、有正常思維能力的公眾人士在得知判決時，是否會認為判決存有錯誤。換一句話說，社會上有個別人士，在完全不瞭解有關案件背景與事實情況下，以其政治背景（或取向）做為出發點，用帶有歪曲性色彩的眼光看待該判決，罔顧事實且高呼「量刑標準差異」、司法不公。事與願違，黃之鋒案中的辯護律師團隊，在熟知上述若干案件的相關案情情況下，依然將「量刑標準差異」做為判刑明顯過重的上訴理據呈堂上訴庭，此舉顯然將許詩萍案清楚的主要法律依據（Ratio Decidendi），簡單複雜化。
其他普通法法域的《量刑委員會》通過對各種罪行頒布全面性「量刑指引」，讓她們的法官們在量刑領域實現了更高水平的一致性和清晰度。此有效舉措也同時對判刑法官在行使量刑「酌情權」施加了合理限制。一般普通市民在不完全瞭解有關案件背景與事實情況下，也可通過《量刑委員會》頒布的「分階段程序」量刑的指引對所關注案件判刑背後的法理加深了解。
正如筆者在本專欄之前文章所述（見：註5），在刑事判刑程序中，特區法院融合了「分階段程序」與「直覺合成方式」的特徵。大家都熟悉上訴庭經常為下級法院發佈量刑指引/準則，比如說咱們熟悉的有「毒品（販、藏、制）量刑準則」。大家注意，上訴庭頒令這個方式過於零碎，取決於被定罪服刑人是否提出針對刑期明顯過重的上訴。 如果犯人選擇不上訴，上訴庭只能被動地等待更新普通法刑法機會。
有見上訴庭頒布量刑指引/準則所呈現出來的不靈活性，與其所導致的刑事案件中量刑程序不確定性，筆者認為《量刑委員會》能為特區法院提供一個走出僵局的切實可行方法。在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下，只有案件當事人（被定罪人或律政司）可以上訴。又因案件當事人有各種各樣的非法律原因而不願意提出上訴。正如筆者以上所述，在沒有針對刑期明顯過長的上訴（或律政司以刑期明顯過輕，用「案件呈述」上訴）時，上訴庭就沒有適當的司法途徑對先前某些不明確或過時的量刑指引/準則作必要修改。上訴庭同時也不會無中生有，主動針對某些罪行頒布量刑指引/準則。因此，建立特區《量刑委員會》的首項優點就是為上訴庭頒布量刑指引/準則方式鬆綁，注入靈活性。
其次，《量刑委員會》具備廣泛的包容性，為跨界別專業人士提供專業平台，分享專業知識與經驗。再來，《量刑委員會》不受上訴程序束縛、不受上訴當事雙方論點的限制，可為特區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量刑添磚加瓦，提供法定跨專業綜合諮詢意見。最後，筆者認為，基於《量刑委員會》的廣泛包容性，它其後提出的任何建議或結論都更容易給全社會接受，有平衡社會不同板塊訴求的良好作用。
2013年之前，新加坡也只有依靠上訴庭頒布量刑指引/準則方式來維護刑事判刑量刑一致性。 她於2013年3月大刀闊斧，設立《量刑委員會》。通過就量刑「酌情權」和量刑方法提供更清晰的指導，積極協助裁判法院和地區法院法官們行使刑事判刑權，在同類罪行判罰的法治實踐領域注入了顯著的一致性和可預測性。還有，新加坡更賦予《量刑委員會》高等法院法官任命權，有權任命三名特別法官共同審理特定裁判法院上訴案件。
自從設立《量刑委員會》，新加坡上訴庭頻繁頒布具全面性、高度清晰的量刑指引判決書。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特區需設立《量刑委員會》，咱們可從新加坡的成功經驗中汲取經驗。
註 1: HKSAR v WONG CHI FUNG (黃之鋒) & LEUNG JANNELLE ROSALYNN (梁凱晴)
https://www.hklii.hk/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ca/2022/239.html?stem=&synonyms=&query=CACC%20101/2021
註2: Markarian v The Queen [2005] HCA 25, §51
http://www6.austlii.edu.au/cgi-bin/viewdoc/au/cases/cth/HCA/2005/25.html
註3: HKSAR v Lee Cheuk Yan and Others [2021] HKDC 1572
https://www.hklii.hk/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dc/2021/1572.html?stem=&synonyms=&query=title(%222021%20HKDC%201572%22)
HKSAR v Ho Chun Yan and Others [2021] HKDC 1160
https://www.hklii.hk/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dc/2021/1160.html?stem=&synonyms=&query=(2021%5D%20HKDC%201160)%20OR%20ncotherjcitationtitles(2021%5D%20HKDC%201160)
註4: HKSAR v HUI SZE PING CACC 426/2002
https://www.hklii.hk/cgi-bin/sinodisp/eng/hk/cases/hkca/2003/133.html?stem=&synonyms=&query=CACC%20426/2002
註 5: 量刑委員會永遠捍衞司法公正（一）：03/02/2021
文：何君堯
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創辦人
文：丁煌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凝聚民心》聯合發起人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顧問委員會成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